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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不假?假而不假

——电脑最终裁定两部莎士比亚“新作”
2000-05-25 来源:光明日报 ■绿 原 我有话说

“莎士比亚全集”除了几首长诗和十四行集外,包括喜剧、悲剧和正剧或称历史剧共37部,这是多少年来世界各国通行的版本。到20世纪末叶,英国莎士比亚作品权威出版机构的《莎士比亚全集》却包括着剧作39部,也就是添加了新发现的、或者说新被肯定的两部。确切地说,添进去的是几个世纪不断引起争议、近年来经一些莎士比亚权威学者用计算机对其风格用语进行检验、最后被赋予莎士比亚著作权的两部所谓“莎士比亚疑作”:一部是五幕历史剧《爱德华三世》,另一部是浪漫爱情剧《两个贵亲戚》。各国《莎士比亚全集》均将按照这个新版本进行增订,中国也将不例外。

莎士比亚同我国的曹雪芹相仿佛:虽然二人的身世经后人多方追索,已经呈现出一个粗略的轮廓,但他们创作过程的具体细节,迄今仍是漆黑一团。据说莎士比亚1564年4月23日生于英国中部斯特拉福镇,这是从该镇三一堂受洗居民名册上查到的;少年时期上过当地“文法学校”(相对于现代的中学);18岁与比他大8岁的安妮·哈撒韦结婚;婚后6个月即生长女,两年后生一男一女双胞胎;旋往伦敦谋生,先当演员,30岁成为剧作家和诗人,声誉鹊起;45岁退休并回归乡里;1616年病逝,享年52岁。这就是那个不知是似是而非还是似非而是的身世轮廓。正是在这个轮廓的背景下,关于莎士比亚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曾经产生过种种争议。关于人的争议发生在他逝世不久,倒不是针对演员莎士比亚,因为当时人们记忆犹新,都还知道这个人是有的;而是针对剧作家莎士比亚,当时一部分人坚称,这个人是没有的。由于怀疑派即否定派缺乏足够的证据和充足的理由,在历史上并没有坚持多久便烟消云散,人们很快一致承认,伟大的莎士比亚戏剧正是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出来的。关于作品的争议发生在前一种争议尘埃落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著作权不明的剧作,一部分人认为是莎士比亚的手笔,另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争议一直拖到20世纪末,还不能说彻底解决。

1623年,莎士比亚逝世不久,第一部对开本莎士比亚剧作集(包括14部喜剧、10部历史剧和11部悲剧,出版者不明)问世,随即在学术界引起注意和怀疑。莎士比亚是谁?不就是那个只上过“文法学校”、没有多少阅读机会的演员吗?他怎么写得出这么些博大精深的戏剧杰作来呢?怀疑派进而认为,这个“莎士比亚”不是那个同名演员,而是新近(1626)逝世的散文大家弗朗西斯·培根,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肯定派则代表更多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从培根散文的理性风格来看,他是写不出这些富于感性和形象性的诗作来的,而同时精通表演艺术的莎士比亚不但能够创作,而且事实上把它们一部一部写出来了。1709年诗人兼剧作家尼古拉斯·罗集中4个零散的对开本莎剧,正式出版了第一部学术界公认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其中区分了场和幕,添加了人物表,规定了人物上下场,并把拼音、语法加以现代化,此外还附录了从作者故乡斯特拉福镇搜罗到的传记资料。随着后来对莎剧进一步的整理和编纂,后人所熟悉的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版本便日益具备规模,从此莎士比亚研究成为一门历代不衰的显学。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取材于任何可能的来源,如古老剧种、意大利的故事、英国编年史、普鲁塔克的人物传记等。作者的创新在于改编这些陈旧的情节,赋予背景素材以鲜活的语言血肉,使得他的戏剧没有一部、甚至其中没有一行不是渗透着他的特异的风格。四百年来,这种风格经过任何时代变迁都没有凋谢,经过多少次引用都没有变味;其性格塑造与场景安排之广博,与人物身份的多样化相关,例如从小丑、恶棍到国王、公卿,从复杂而不幸的哈姆雷特到可厌而又可爱的福斯塔夫,从机智的波西娅到悲惨的马克白夫人,从闹剧式的玩笑到可怕的苦难,人生没有一种感情和经验不曾被作者得心应手地处理过。然而,莎士比亚的这种风格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完全由于个人的天才,应当说也是时代使然。首先,与莎士比亚同时,还有不少在题材和风格上与他相当的剧作家,这是因为当时印刷比较昂贵,阅读书籍不容易,人们多从舞台上观看戏剧演出来提高文化修养,因此剧作家一般要比单纯从事写作的作家更多。其次,莎士比亚生前并未编印过自己的剧作,作为演员他更关心自己的演出,不但为自己的演出写脚本,还可能为别人的演出代笔,也就是说,他似乎并不计较什么著作权。第三,莎士比亚和任何天才一样,笔下未必全是精品,生平未尝没有庸常之作,这就容易使他的作品和同代人的混淆起来。面对许多可疑的剧作,人们常常难以按照其中风格上局部的优劣,作出明快的判断。到17世纪初,被认为与莎风近似的著作权不明的剧作,据统计多达42部,其中14部正式被称为“莎士比亚疑作”(theShakespeareApocrypha)。新近被赋予莎士比亚著作权的《爱德华三世》和《两个贵亲戚》就是这些“疑作”中的两部。

《爱德华三世》问世于1596年,以与法国作战的百年战争肇端者英王爱德华三世为主角。全剧分为截然不相干的两部分;头二幕演他向其夫正在战场上为王前驱的塞尔斯伯里夫人求爱,因未遂而将这位可怜的夫人几乎逼到自尽的边缘;后三幕转而演他对苏格兰和法国作战的胜利过程,法国罗丹的著名雕塑《加莱义民》即取材于上述历史情节的一个插曲。该剧最初作者不明,问世后长久默默无闻,直到1760年由莎剧学者爱德华·卡佩尔作为莎士比亚佚作重版后,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有关的反应大体可分三类:全盘肯定;部分肯定,认为包括求爱情节的头二幕是或可能是莎氏手笔;全盘否定。除全盘肯定的所以然比较罕见外,部分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意见则见仁见智,似均能自圆其说。或者说,本剧征战部分本系作者不明的原始稿本,前二幕求爱情节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且很可能是莎士比亚感到单纯军事场景未免单薄或单调,才亲自动手添两幕上去,以弥补舞台魅力之不足。或者说,求爱场景虽然存留若干诗意,与莎风似乎相近,实际上和后几幕军事场景系同一作者,其中第五幕英王还提及前两幕的情节;要说不无莎氏的手笔,充其量只能肯定他个别加以修改过而已。到20世纪初,一般专家对于该剧的观点渐趋一致:作者虽对高贵感情和高尚性格富于同情,并能通过一些华丽辞藻和优美旋律,使本剧外貌接近莎风,但归根结底力不从心,难以掌握人物性格的真实规律,显然缺乏莎氏的一以贯之的成熟风格;特别是伯爵夫人和国王之间用长篇大论表现感情纠葛,纯系由学院式的推理方式支配着,一点听不到发自内心的天然的肉声,实在经不起一读再读。《莎士比亚疑作(十四部)》的编者C·F塔克·布鲁克推断,本剧的真正作者很可能是与莎氏同时代的剧作家兼诗人、《爱德华一世》的作者乔治·皮尔(1556—1596)。

《两个贵亲戚》在莎氏疑作中是经受争议和猜测最多的一部。初版(1634)扉页上印有“由当代两位著名人物约翰·弗莱彻先生和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合著”的字样,但第二版(1679)却莫名其妙地把“莎士比亚”改成“弗朗西斯·博蒙特”,此后一直这样流传下来。这部浪漫爱情“悲喜剧”是以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篇“骑士的故事”为蓝本,演两个志同道合的表兄弟帕勒蒙和阿赛特在雅典公爵治下追求同一女性,以比武决定胜负,胜者可享艳福,负者将有杀头之祸,不料胜者偶因堕马而亡,负者反而蒙赦与女成婚,最后由公爵以祸福无常的感慨闭幕;此外,还由剧作者加进一个狱卒之女,由于钟情而援助帕勒蒙越狱,后因失恋而致疯的插曲。近代专家学者一致肯定,该剧是由两个风格、才能、性格相去甚远的作者合写而成,较长而又较次的部分应为弗莱彻的手笔;有人进而认为,非弗莱彻部分经过韵律测验,被发现十分接近《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并同《亨利八世》经常被归于莎氏手笔的非弗莱彻部分几乎难辨。但是,也有人认为,弗莱彻的合作者未必是莎士比亚,而可能是与弗莱彻同为“王家御用文人”的菲力普·玛辛杰(1583—1640)。莎士比亚究竟是否参预了本剧的撰写,是一个久久悬而未决的疑案。肯定与否定双方都拥有不少名家。大诗人雪莱在致夫人的信中激烈地写道:“我正在看《两个贵亲戚》,其中除了你给我念时所添进的若干爱情魅力外,我相当失望。狱卒之女是个拙劣的模仿,丑得无以复加。整个故事缺乏伦理上的鉴别与节制。我不相信其中有一个字会是莎士比亚写的。”面对这些辩驳,肯定者又有人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弗莱彻后来又把台词拙劣地窜改过;否定一方于是反唇相讥道,假如可以从大量合金中肯定一点点莎士比亚真金,那么任何拙劣剧作都可以说是莎氏参预过的。

然而,这两部“莎士比亚疑作”的著作权问题,自从1833年威廉·斯波尔丁最初主张根据作品风格特色本身决定著作权之归属以来,到20世纪下半叶,由英美莎剧专家们反复考证,将过去言人人殊的作者手笔一一区分开来,才终于获得解决。这两部重新被肯定的莎剧在近一二十年内分别被收入英美两国《莎士比亚全集》的权威版本中,其中据以定案的具体考证成果,是利用电脑技术,以“韵律特征、词汇、合词法、某些缩略的应用范围、意象的种类和用法、某些类型的诗行特征等”为标准,判断哪些场景、段落是莎氏手笔,哪些不是。不过,专家们各有所专,他们的意见还是不完全一致。以《两个贵亲戚》为例,美国“滨河版”全集(霍顿·米弗林公司出版)直接肯定作者为莎士比亚,只在编者前言中交待一下合作者弗莱彻的情况;而英国“牛津版”全集(牛津大学克拉伦顿出版社出版)则仍保留最初的署名方式,即弗莱彻和莎士比亚合著。这点差异颇堪玩味,说明两国学者虽然一致肯定该剧存有莎氏手笔,对于这个著作权问题仍有不同看法;美国学者把莎氏和弗莱彻的执笔部分明确区分开来,而英国学者却对此保持审慎的沉默。因此,我们作为莎剧爱好者,也不宜把这两部作品和我们所熟悉的莎剧经典性代表作完全等同起来。我国莎剧专家孙家教授指出,尽管莎氏合作者弗莱彻不乏才华,其执笔部分亦颇可观,但试将该剧狱卒之女的疯狂描写和《哈姆莱特》中奥菲莉娅的疯狂描写对比一下,其高低优劣不言自明。笔者更关心的是,英美莎剧专家们的这种科学的考证方法,除了引导我们进一步认识莎士比亚及其杰作外,不知还能不能帮助解决我国“红学”研究中的若干疑难,例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曹雪芹参预其间的可能成分。如果能够,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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